摘要: 美刊《每月评论》2010年4月号刊登了美国学者托马斯I.帕利题为《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对危机解释的局限》的文章,将海曼明斯基的危机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和结构凯恩斯主义的危机理论关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解释做了全面的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明斯基危机理论的长处和局限性: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能够说明本来极易导致停滞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为何能够扩张那么久(因为金融化)以及预见这种扩张的结局必然是金融崩溃,——这些是新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原本没有预料到的。但是明斯基的理论的局限性是:它忽视了金融扩张和金融崩溃的根源是新自由主义。当前主流的经济学家已接受明斯基的理论,他们都忘记了当前的危机本质上是采取了金融形式的经济危机,这导致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远未涉及新自由主义这一根本,这将使经济危机长期难以摆脱。文章内容如下。

除了凯恩斯,似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如海曼·明斯基那样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中博得如此之大的声誉。2007年8月的次贷危机被贴上了“明斯基时刻”的标签,随之而至的金融体系崩溃和深度的经济衰退也被认为是对明斯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确认。

比如,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不久,《华尔街日报》就在头版对明斯基做了报道。2007年11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著名保守派经济学家查尔斯·凯罗米里斯(Charles Calomiris)在美国主流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博客上发文,声言明斯基时刻还没有到来;尽管他并不同意明斯基的观点,但明斯基的理论则是凯罗米里斯文章讨论的核心。2008年9月,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以题为《什么错了?简言之,明斯基对了》的文章支持明斯基。2009年5月,保罗·克鲁格曼发表题为《重读明斯基之夜》的博文,并随后以这一题目在伦敦经济学院罗宾斯讲座上作了报告。

为此我将集中讨论进步主义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相互矛盾的解释。一方面,利维研究所(Levy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J.克赖格尔(Jan Kregel)、C.维纶(Charles Whalen)和L.R.雷(L.Randall Wray)等人认为,此次经济危机是典型的明斯基式的危机,是一种完全可以用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解释的纯粹金融危机。另一方面,新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J.B.Foster)和麦克切斯尼(R.W.McChesney)、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家科茨(Kotz)、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帕利,对这次危机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应该从实体经济中追寻危机的根源。

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和结构凯恩斯主义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底特律条约”(通用汽车公司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曾在底特律达成条约,承诺工人工资随生产率提高而上升,并向工人提供医疗与退休福利,以换取工会停止罢工的承诺)增长模式的退却和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兴起是本次危机的根源。在他们看来,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本质上是依赖债务的增长和资产价格的提升弥补工资增长停滞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导致的总需求不足。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解释了金融市场是如何弥补总需求的不足并使这种弥补远远超出合理性允许边界的。

以这样的观点考察,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所阐明的机制对理解新自由主义时代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这不过是一个更为广泛叙事的一部分。历史证明,新自由主义模式总是不可持续的,总会因其自身原因停止。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解释了新自由主义模式得以长期持续并远远超出人们预期的原因。

通过明斯基机制中金融创新、放松管制、管制逃脱和金融冒险嗜好的充分释放,格林斯潘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延长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生命。出乎预料的结果是,当金融市场最终触及底线之时,危机以一种更为令人意外的形式激烈爆发。没有金融创新和管制放松,新自由主义模式会在10年前为经济停滞所困,但经济停滞不会伴生金融危机。

金融创新和管制放松造成的金融部门经济影响力的扩张被冠以“金融化”这个新词汇。金融化这个概念既与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有关,也和新马克思主义和结构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新自由主义工资与收入不平等经济政策造成的需求不足有关。

对这场危机的解释决定着为治理危机开出的政策药方。如果危机纯粹是明斯基式的,需要做的只是通过金融监管控制住投机和过度冒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是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奥巴马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开出的药方。这意味着唯一的问题是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常的经济增长将会重现。

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社会结构理论—结构凯恩斯主义对这场危机的“金融化”解释更为悲观。保证经济稳定需要金融监管,但认为金融监管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既没有认识到危机的真正根源,也不会恢复充分就业的增长。吊诡的是,便利的借贷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再度实施金融监管会降低经济增长。而失去这一引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只能导致更低的经济增长率。

根据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中内地在具有金融不稳定的倾向。这一不稳定倾向可以用“不断的成功孕育了失败”或者是“成功不断孕育着失败”概括。

明斯基构建了一个渐进性不稳定框架。这种不稳定源自两个不同的周期,一个被称为“基础明斯基周期”,另一个被称为“超级明斯基周期”。

“基础明斯基周期”关注的是融资安排的演进模式,它捕捉到了企业与家庭负债表显示出的金融脆弱性。这一周期始于借债者预期收益足以清偿贷款本息的“避险融资”,之后进入了收益只能偿付利息的“投机融资”阶段,最终进入了收益不足以清偿利息、借款人依靠资本收益履行义务的“庞氏融资”的周期终结。

“基础明斯基周期”提供了一个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日益增长的乐观情绪使人们提高了对资产价值以及相关收入流的乐观预期,在好日子不会终结的氛围中人们乐于冒更大的风险。这种乐观心理影响着借贷双方而不是市场的一方;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市场约束逐渐被抛弃。

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显著的乐观心理使人们开始谈论“经济周期的死亡”。20世纪90年代,有一种论调认为“新经济”开创了一个没有终了的生产效率提高时期。21世纪的最初10年,一种观点认为,“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是指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保持低通胀)的到来表明,中央银行建立在对经济更为深刻的理论理解之上的高明货币政策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这一观点绝非偶然,它是“基础明斯基周期”有效的证据。而且,这种观点也考验着包括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内的所有人。比如,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在2004年暗示其是“大稳健”假说的信奉者。

“基础明斯基周期”在每一个经济周期中都会出现;而在若干个经济周期中起作用的“超级明斯基周期”则对其作了补充。这个超级周期是一个改变商业机构、决策机构以及包括管制在内的市场治理结构的过程。此类结构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明斯基将其称作“阻断性机构”。

这个侵蚀和改变的过程会经历若干个基础性周期,因而超级周期持续的时间比基础周期更长。在两种周期的共同作用下,制度结构的腐蚀与转变在每一个基础周期中持续。但是,只有当“超级明斯基周期”对“阻断性机构”的侵蚀危及经济生存能力之时,孕育成熟的金融危机才会爆发。在此之前,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受到了限制;而全面的危机一旦形成,一个变更“阻断性机构”的时期就会到来——就如同目前新规制的不断出现一样。

从分析的角度看,超级明斯基周期可以被视为一个增加的金融风险逐步注入体制的过程。在这个周期中,“管制懈怠”和“增长的冒险”同步发展,提高了对风险的供给与需求。

管制懈怠有三个维度。首先,是管制捕获(regulatory capture)——用于监管和降低过度风险的机构被削弱。这一进程在过去的25年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华尔街通过不断强化的游说打通了对联邦储备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财政部等管制机构施加影响的“后门”。其次,管制陷落(regulatory relapse)。管制者是人、更是社会成员的一份子,他们与投资者一样有健忘和重新解读历史的倾向,所以他们同样不愿汲取过往的教训而乐于相信商业周期死亡这样的花言巧语。其结果是,管制者以事情已经发生变化、管制不再需要为由削弱管制。这些行为被证明其正确的意识形态所支持——经济学家关于“大稳健”以及“自我管制”有效性等的理论,在此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第三,管制逃脱(regulatory escape)。现存的金融监管措施制定之时,那些新金融产品和交易行为尚未出现,因而金融创新得以逃脱监管措施进而提高了风险供给。

管制捕获、管制陷落和管制逃脱必然伴随着借贷者金融冒险的增加。首先,金融创新为借贷者提供了更多可告贷的新金融产品。例证之一是房屋净值贷款;低起始利率而随后利率不断抬高的抵押贷款是另一例证。其次,市场参与人同样具有的逐步健忘性增强了他们的金融冒险意愿。时间使他们忘却了曾经出现过的金融危机,养成了他们的金融冒险意愿。20世纪30年代那代人对购买股票心怀谨慎,但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则热衷于股票投资。

风险偏好的变化成为了文化发展中的显著特征。比如,电影《华尔街》中的人物戈登·杰科倡导的“贪婪正确”文化已被广为接受;再如,当日平仓交易、吉姆·克莱默(Jim Cramer,美国CNBC财经电视台“疯狂的钱”栏目主持人)之类的电视人物、住房是重要的投资机会,都是投资文化的折射。

重要的是,对风险态度的转变以及对过往危机的忘却影响着市场借贷双方,造成了市场约束对过分风险嗜好防范的失效。借贷双方手挽着手走上了通往这场危机的道路。

支撑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理论框架优美而又具有吸引力。它对制度体系、进化动力学、自我利益的追求以及人性的弱点作了全面分析;它在实证上也与过去30年的现实吻合。这30年中经历了1981—1990年、1991—2001年和2002—2009年三个经济周期,每一周期都是借贷双方承载更多金融风险过程的基础周期;而作为整个一个时期,这30年又是一个金融创新、放松管制、规制捕获和投资者风险态度改变的超级周期。

对于克莱格尔、维纶和雷等明斯基的支持者而言,金融不稳定假说给出了危机的全部原因。过去25年中,大规模增长的借贷和冒险在个人以及体制层次上都导致了金融脆弱。超级明斯基周期的运转腐蚀了保护这一体制的“阻断性机构”,这种腐蚀导致整个银行系统陷入庞氏计划的住房泡沫,滋生了华尔街不计后果的金融冒险。随着住房价格在2006年达到顶点并最终在2007年引发了次贷危机,这一结构终于塌陷。

对这场危机的明斯基式解读引发了对金融市场的强烈关注。与此相反,新马克思主义(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大卫·科茨)以及结构凯恩斯主义(托马斯·佩利)则坚信,这场危机有着根植于实体经济中的深层原因。

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按照巴兰—斯威齐对垄断资本的分析方式对这场危机进行了解释,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历史趋势回归的表现。科茨采用的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分析模式与福斯特—麦克切斯尼的分析方式非常相近。对于他们而言,此次危机显示了30年来工资停滞、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这一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以及资本积累的矛盾。危机有着显而易见的金融因素,因为金融扩张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中无论对支持需求增长还是抗衡经济停滞趋势,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佩利发展的结构凯恩斯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和积累社会结构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特别表现在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意义的分析上。将总需求作为重点显示了其凯恩斯主义的特征,而总需求也是理解新自由主义带来结构变化的切入点。

顺便指出,是否考虑阶级冲突的影响是结构凯恩斯主义者与诸如詹姆斯·托宾和保罗·戴维森等“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旧凯恩斯主义经济家也对金融不稳定和需求不足感兴趣,但他们忽视阶级冲突引发的收入分配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

新马克思主义和积累社会结构理论认为,在结构凯恩斯主义对危机的解释中,金融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它以债务和资产价格上升的方式替代了工资增长对总需求的支持。然而,结构凯恩斯主义对危机的解释还有另外两个特征。其一,结构凯恩斯主义认识到并强调金融创新和放松管制对需求增长的功能性意义,开拓了将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纳入一个对金融危机进行更为广泛的综合解释的渠道。其二,结构凯恩斯主义认识到,贸易赤字和有缺陷的美国全球经济参与模式是引发危机的原因。这种认识不仅考虑到了工资挤压的作用,还考虑到了逐步枯竭的美国需求的影响。有缺陷的全球经济参与模式造成了美国进口支出、工作岗位海外转移和新投资海外转移“三重失血”;这“三重失血”加速了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内在的停滞趋向,助推了危机的形成。

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和结构凯恩斯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对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关注。新自由主义模式引发了近30年的工资停滞与收入不平等扩大,而这两个事实的根源应追溯到经济范式转变上。

1980年以前,经济政策致力于所谓“底特律条约”模式的充分就业和以生产率为基础的工资提高。这一模式使经济增长形成了良性循环。以生产率为基础的工资增长意味着强劲的总需求,进而推动了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提供了投资激励,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率提升和工资增长。

1980年之后,经济政策从充分就业的承诺中回退并切断了生产率增长与工资之间的联系。决策者以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取而代之,作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经济动力,借贷和资产价格上升代替了工资增长成为拉动总需求的引擎。

今天新自由主义模式导致的后果——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工资与生产率增长的脱钩已经得到充分证实。注重治理通货膨胀,忽视实现充分就业,诋毁工会、劳动力市场保护、最低工资,通过全球化将美国劳动者驱入国际竞争,共同割裂了工资与生产率的同步增长。

削弱工人地位、强化企业地位的经济政策对此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些新政策如同围栏一般将工人们围圈在内;围栏的四周分别是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小政府和遭到抛弃的充分就业。

全球化推动了将工人推向国际竞争的生产国际化。对政府合法性的攻讦推动了私有化、放松管制以及导致收入分配恶化、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资能力降低的税收削减。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削弱了工会以及最低工资、失业救济金、劳动保护、雇员权利等劳动力市场保护措施。选定通货膨胀作为政策目标意味着控制通货膨胀优先于充分就业,也意味着注重金融权益、注重央行的管理和货币政策。

最终,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进的“华盛顿共识”发展政策促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蔓延,通过诱致所有国家对“华盛顿共识”的接纳更大大增加了其影响力。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工资在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挤压,跨国界的工资竞争和管制放松得到了强化。

积累社会结构理论最初忽视了新自由主义模式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债务与金融繁荣。与积累社会结构理论相比,新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了债务的意义,但没有认识到金融体系持续扩大信贷供应的能力——这是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寿命之长感到困惑的原因。明斯基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其解释了金融体系的信贷扩大能力,并将金融不稳定融入了对经济停滞的分析。

债务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无论工资增长如何停滞、收入不平等如何扩大都可以维持消费的手段,而金融繁荣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的担保支撑着他们进一步通过债务融资支付开支。债务与金融繁荣的关键作用,为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和结构凯恩斯主义在其理论中溶入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提供了途径。

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逻辑起点是重新制定工人、高收入管理层的收入以及利润分配比例。而工人仍然可以通过借债在工资收入停滞中维持消费,同时非金融企业的股票回购和杠杆收购推动着金融繁荣。这不仅抬高了股票价格,也将融资负担转移给了普通家庭。这解释了以收入—债务比率和债务—权益比率衡量的家庭与企业债务不断上升的原因,而不断上升的债务则解释了利润向金融部门转移的原因。

在金融创新和管制放松的推动下不断扩大的借贷成为了这一体制运转不可或缺的条件。所以,新自由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支持解除金融管制,也需要将其理论付诸行动。金融创新和放松管制确保了新金融产品源源不断产生,其杠杆作用扩大了可抵押金融资产范围,零首付房屋净值贷款和异国抵押贷款、可以借贷的401(k)的退休金计划就是例证。

住房价格上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更高价格的住房可抵押借贷。这样,提高住房融资的金融创新和放松管制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提高住房融资供给才能抬高房屋价格。这是新自由主义时期住房价格上升与经济扩张紧密关联的原因。

但这一模式在依赖债务和住房价格上涨的同时挤压了普通家庭的收入,因而它从本质上说是不可持续的。一旦家庭因借贷限制或者住房价格停止上升而无法进一步借贷,整个系统就迅速停摆。这就是作为家庭自助提款机且催生了建筑业繁荣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所发生的情况。

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的关键作用,是它对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能够在长时间内避免经济停滞提供了解释。金融创新、放松管制、管制逃脱以及风险嗜好的增长,使得金融系统得以提高债务限额、扩大信贷规模。

两个重要的影响由此形成。首先,新自由主义模式维持繁荣表象的时间得以延长;其次,高额债务及其杠杆作用将使最终爆发的危机更为严重。如果不是过去25年中的债务拉动性增长和债务融资性资产价格上升,新自由主义模式早已被停滞压垮。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阐述的进程挽救了经济停滞,但当这些金融进程最终自我耗尽之后,结果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金融崩溃。这是目前的经济停滞肇始于一场重大金融危机的原因,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现在似乎也对此表示认同。

这种推理使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完全符合了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社会结构理论—结构凯恩斯主义对危机的解释。没有明斯基的理论的确无法解释这段历史;但明斯基理论的危险性在于,它将这场危机解释为一场纯粹的金融危机而忽略了其根源于新自由主义这一事实。避免这样的陷阱必须认识到,由于金融过度被用于抗衡新自由主义式的停滞趋势,这场经济危机不过是采取了金融危机的形式而已。

结构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对美国全球化模式缺陷的关注。新马克思主义和结构凯恩斯主义将危机归因于全球化对工资的挤压;而结构凯恩斯主义还强调贸易赤字和外包对总需求冲击的影响——这一点反应了其凯恩斯主义的特征。

结构凯恩斯主义认为,倘若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不存在缺陷,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可能持续的时间更长。但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以损害支撑着借债和资产价格上升的收入和就业的方式,加速了对实体经济的损害。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借助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确立了全球化的新企业模式,1996年推动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1997年在东亚金融危机后采取了“强势美元”的政策,2000年给予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这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了美国企业及其华盛顿智库联盟所游说的美国全球化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求得所欲的结果却是新自由主义模式被以一种异常的速度破坏。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这一全球化的新模式给美国带来了“三重失血”。首先,进口支出外流。进口支出流向海外为外国创造了收入,而美国的借款债务负担却在不断增加。其次,工作岗位的流失。新全球化模式导致了源于生产外包的工作岗位流失,工作岗位的流失又直接影响了家庭收入;即使工作岗位未因外包流失,它也胁迫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而更低的收入削弱了借贷能力。第三,新投资外流。不仅现存的工厂会关闭向海外转移,新投资也会向海外转移。这种损失是双重的,美国既失去了本可由新建工厂创造的普通工作岗位,也失去了经营企业的管理岗位。

这“三重失血”是全球化企业模式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这种模式的目标不是创造一个企业得以销售美国产品的全球市场;相反,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并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全球性生产区域。这一目标必然让美国经受持续增长的贸易赤字、工作岗位外流和投资海外转移。

这一新模式也说明了企业支持“强势美元”政策的原因,因为它降低了美国进口品的成本。

最后,带有缺陷的美国全球化模式有助于解释这场危机的全球性。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接受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模式,是因为这一模式使得他们得以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美国的全球化模式鼓励了资本和生产制造技能流向发展中国家。此外,强势美元的政策也符合发展中国家低估本国货币维持竞争力的期望。

政策的净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享受了十年出口带动的快速经济增长。期间,发展中国家获得大量贸易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接受了巨额的国外直接投资。然而,这一新体系也迫使全球经济事实上在一个发动机的推动下运转,尤其是将其命运与美国经济和消费者捆绑在一起。当美国经济在受住房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影响而掉头向下之后,全球经济随之下滑。正如众多经济学家指出的,不仅一个退耦的全球经济(decoupled global economy)没有被创造出来,全球经济体系反而突出显示出“风琴效应”(concertina effect)式的关联——在美国的经济遭遇硬着陆之后,其他经济体随后步其后尘。

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和“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被广泛地解释为一场明斯基式的危机,这是一种误导。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确在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这一角色不过是1980年左右完成的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这场大戏的一部分。

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开创了一个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时代。代替工资增长对需求支持的是债务和资产价格提高。这种安排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在金融创新、管制放松、管制逃脱以及不断增长的金融风险嗜好的共同作用下,这一体制得以在一个超出人们预计的时期内避免了经济停滞趋势。泡沫和债务限额的难以预料让这一体制的批评者对其终止的预判失准。

这些延缓机制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的论证是一致的。但是,通过债务和资产价格泡沫维持这一模式的运转,意味着一旦其动力耗尽,经济硬着陆将以突发的金融危机形式大规模爆发。

对金融危机和“大衰退”的解读对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认为这场危机如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所论证的那样是纯粹的金融危机,政策就是通过控制过度融资、过度冒险、不适当的资本要求以及给银行家和金融家的过分酬金激励来稳固金融体制;而由于实体经济并非问题的根源也就无需对其进行任何调整。

在这种危机解读方式下形成的政策建议与萨默斯和盖特纳提出的政策相似。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提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问题的焦点是华尔街的院外活动政治势力和规制捕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使得明斯基这个异端的学者被归列到最正统的政策制定者行列之中。

而如果按照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社会结构理论—结构凯恩斯主义对危机的解读,应对危机的政策就更为深入并更具挑战性。以金融改革解决破坏性投机、政治捕获、过高薪酬以及资源错误配置问题是必要的;但金融部门改革远未涉及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这一危机的根源。

恢复稳定的繁荣共享,需要重建工资与生产率挂钩的新模式代替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这需要新的劳动力市场安排、重新设计全球化、彻底改变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不平衡以及恢复充分就业目标。不改变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金融改革将会使经济陷入一个停滞的时代。在目前的条件下,经济停滞是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逻辑结果。因为金融过度是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主要驱动器,单独的金融改革将使经济停滞恶化。

对这场危机的反应也有助于理解20世纪70—80年代折磨进步主义经济学家的某些分歧。按照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是一种由投机倾向和借贷双方过分乐观情绪推动的纯粹金融现象。与之不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经济停滞的根源是资本过剩导致的利润率下降。

同样与之不同的是,早期的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关注的焦点最初是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利润压缩,之后转移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工资挤压和剥削问题上。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近,早期的积累社会结构理论认为经济停滞的根源是收入分配恶化导致的总需求不足。所以,明斯基将危机归结为纯粹金融问题,而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将危机归因为纯粹的实体经济问题,这反映着两种理论的根本性不相容。

以马格多夫、斯威齐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既认识到了实体经济的作用也认识到债务对支持经济周期运转的功能性作用;但他们没有吸收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阐明的机制。

结构凯恩斯主义提供了一种综合了上述观点的解释。首先,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认识相同,结构凯恩斯主义认为,从根本意义上而言,工资挤压与收入分配恶化对实体经济的损害是一个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问题。这正是卡莱茨基重要的原因,其理论框架搭建了沟通凯恩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其次,结构凯恩斯主义认识到,金融推动的资产价格上升和借贷弥补了工资挤压导致的总需求下降,对新自由主义体制的维持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认识拓展了整合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的道路,指出金融过度是新自由主义避免经济停滞趋势的方式,同时也解释了这场危机最终以金融危机形式爆发的原因。不管怎样,事实是金融过度掩盖着其背后实体经济的矛盾。

上述研究表明,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和结构凯恩斯主义对这场危机的认识有着众多的共同点,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改变新自由主义、恢复工资与生产率增长关联的必要性的认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根本意义上的分歧。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这场危机源自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利润率下降。新马克思主义和积累社会结构理论者强调消费不足的影响,认为过度工资挤压造成的需求不足导致了经济紧缩;而凯恩斯式的需求不足如果导致利润率下降,经济就无法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运转。积累社会结构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在于,最初他们没有认识到新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金融因素的作用,但现在他们已经接受了金融因素的重要性。

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还主导着经济学界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否认消费不足和工资挤压问题;他们笃信收入的分配决定于边际生产率。在他们的认识中,资本主义的问题是企业家创业精神的不稳定以及基本不确定性造成的投资波动;他们也相信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可以维持充分就业。

结构凯恩斯主义者保留了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中总需求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的认识,但他们反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认识到了工资挤压和消费不足型经济停滞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不足以保证充分就业。

总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层面上与新马克思主义和积累社会结构理论者有着基本认识上的不同。新凯恩斯主义和结构凯恩斯主义同样有着基本认识的差异。但是,一旦涉及包括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在内的金融问题,新马克思主义、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和结构凯恩斯主义就显示出了他们在理论框架上的广泛相似。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个不同或许就在于乐观程度的差异。结构凯恩斯主义相信,结合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来设计适当的制度,可以挽救资本主义的停滞趋势并实现充分就业、分享繁荣。新马克思主义和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则对资本主义进程、消除经济停滞以及市场的社会后果更为悲观。因而在他们的制度设计中有大规模的社会公共部门和更广泛的国有化——对金融部门而言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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